詹启敏:医疗创新要能包容失败 企业投资医药要有耐心 2019-05-30

  “临床开的西药里面,95%以上最初知识产权出自国外”,“临床上的大型诊疗装备,至少95%是国外公司制造”,“在医疗标准和规范指南上对国际的贡献,中国只有5%。”

  而造成的结果就是,像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样,老百姓有时看病用药,只能付出高昂的费用或是选择等待。“但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等不起。”詹启敏说。

  这个挑战不只是创新药研发的挑战,而是摆在了包括政府、高校、企业在内的多种力量面前的难关。他们也在努力攻克这个难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入力量重点研究,企业资本进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巨大医疗需求和供给不足间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健康中国”的战略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政策支持。

  但生物医疗领域的创新因其基础性、未知性、复杂性,周期长,风险大,而欲快不能。相应地,詹启敏认为要在机制体制改革上有更多进展,才能真正促进创新。

  “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机制方面的改革,我们要营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可以让很多的科学家可以甩开膀子,放心开展科学研究,大胆探索,积极进取。”11月25日,詹启敏在接受凤凰网财经启阳路4号专访时说。

  而AI、大数据、基因技术等科技手段一方面让我们有了医疗创新的巨大动力和机会,另一方面也在诸如基因编辑问题上,人类需要更多地针对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一旦涉及人类基因,就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伦理和法律法规健全。”詹启敏说。

  启阳路4号:您此前在演讲中提到的三个95%,让我印象深刻,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里,中国的医疗水平和医疗环境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发展路径?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贡献率还只占5%?

  詹启敏:首先,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整个医学和健康事业发展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国际上对我们高度认可。

  刚解放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疾病像霍乱、鼠疫、天花、伤寒、结核等疾病难以治疗,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不到37岁。当我们把这些疾病控制的很好之后,加上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措施的提高,今天我们的人均寿命提高到今天的76岁。

  一个是药物创新能力。在我们临床大夫开的西药处方里边,95%以上的药物最早的知识产权是国外的。还在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我们就不能生产。《我不是药神》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专利药的保护期价格很贵。我们等到人家专利期结束后才可以生产,不然就侵犯了知识产权。

  第二个是临床上的大型医疗装备,比如核磁、彩超、CT、加速器、手术机器人、微创器械等,至少95%是外国公司制造的。

  第三,临床上治病有标准和规范指南,在这方面我们对国际上的贡献只有5%左右。

  所以这三个95%对国外的依赖,导致我们目前还不是医学强国,只是医疗服务和需求的大国。

  因为医疗装备和药物研发需要很多基础性的布局,对科研的前沿能力和技术型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为第一把知识产权给拿走了,要再生产的话就受到知识产权的限制,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态。

  詹启敏:第一从国家整体来讲,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里边,创新驱动战略、教育强国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都和医学发展密切相关,要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整体医学水平。

  第二,我国既然把它确定成重要的国家战略,就会投入较多的资源配置来支持这方面的建设。我们会设立很多科研项目,针对现在瓶颈问题进行攻关,提高医学水平。

  科研攻关上有四个重点,一是要在前沿基础性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比如肿瘤是怎么产生的,产生之后体内的免疫、神经内分泌等系统是怎么改变的。如果对这个不了解,就很难在药物创新和治疗方面有重大突破。

  二是要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国家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引导科研成果的转化,社会力量也要参与进来。同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结合激励机制等问题,是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们一起来推动发展的。

  四是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机制方面的改革,我们要营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可以让很多科学家甩开膀子,放心进行科学研究,大胆探索,积极进取。

  科技创新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一方面要给他支持,另一方面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资源配置政策、科技评估政策、科技奖励政策、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失败包容机制等。这个政策和氛围是符合科学研究基本规律的,这样才可以激励更多科学家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启阳路4号:您提到了失败包容机制,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不允许失败的话,就很难产生创新。

  詹启敏: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就是它的未知性。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只有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获得成功才可以引领未来。

  既然是探索未知,研究就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应该做好顶层设计,用科学思维进行分析推理,最后论证形成科学方案,这是科学家可以做的。但尽管这样也很难规避当中会出现的失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失败有很多种,有些就是我们目前能力达不到,对它的认识还不足,这个就应该包容。而不是因为一次失败,就对科学家采取否定的态度。

  比如屠呦呦先生在制备青蒿素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了上百次的失败最后才获得成功。国际上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在科研工作上的突破都会经过失败,我自己研究的经验也告诉我,很难通过一次实验或者几次实验就达到理想的目标。

  启阳路4号:您刚才提到,国家在支持医疗创新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

  詹启敏:改革总归有一个过程,有一些比较好的政策在落地过程中难免会有些阻力。包括对政策的理解问题,政策执行过程当中的有效性问题。

  科技体制改革涉及到综合治理综合改革的问题。它不是单纯的增加经费,或者确定为国家战略就行。在实施过程中,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经常遇到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上,目前我们看到了一些成效,有些问题在发现之后如果能及时以改革的方式和力度来进行推动的话,我国未来发展还是会比较快的。

  我本身是个科学家,同时也参与教学和科研管理,总体印象是感觉到一项一项贴近科学家需求、贴近科学研究规律的政策在不断推出。

  比如以前把科学研究当成工程进行管理,与科学研究规律有出入。目前中央领导意识到了相关问题,要把科学家从繁琐的汇报和事务性报表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精力投入到真正的科学研究中。

  启阳路4号:您重点提到了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在我国医疗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那目这三者各自在扮演什么角色?

  科研院所主要的任务是从0到1,1到2,发现原始创新,证实原始创新,丰富原始创新。投融资在6、7、8的过程中,政府是桥梁,鼓励科研人员和企业合作,最后企业是在8、9、10阶段进行产品的研发、推广,进入市场惠及民生。

  首先国家政治上的支持是根本。把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全局发展中它的地位和资源配置就会是重中之重。

  过去我们对企业的创新重视不够。今天认识到,企业也是创新主体。因为企业直接对接市场,对接老百姓的需求。科学研究要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只要把企业对接的很多问题解决了,就能够尽快满足民众需求。

  在人才培养和创新队伍建设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很重要的任务。科技创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即使是一个创新大国,不断的科技创新也需要有一支合理的科研队伍来支撑,从而让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得以持久。

  启阳路4号:近两年生物医疗是诸多风险投资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和消费升级、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等领域一同被列为当下及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据您了解,目前包括风投在内的社会资本力量,他们投入的钱够不够?医疗科研创新是很烧钱的。

  每年我除了参加众多学术会议外,也要参加很多投融资会议。作为学科带头人,我也在呼吁,希望更多的投融资能够关注、支持和参与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中来,这个领域的机遇非常多。

  现在能看到,众多投融资企业在关注这个领域,很多企业家设立了生物医药基金,各地政府也把产业园、工业园区的重点变成了生物医药产业。随着“健康中国”的建设,老百姓需求不断增加,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

  当然,我也和这些企业家们进行过沟通,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第一,风险比较高,有时候也容易失败。第二,周期会比较长,因为我们产品主要是用到人身上。企业家对此要有客观的认识和耐心。

  目前让想投资的大部分企业家感到犹豫的,是生物医药学科的复杂性。它需要的知识背景跟有些行业不一样,是更加复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一支很好的专家队伍。这个专家队伍要对每一个投资的项目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对未来成为产品的可行性加以预判。

  启阳路4号:AI、大数据等技术现在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推动剂,生物医疗领域也在应用。近两年基因测序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您是精准医疗领域的专家,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发展,目前像AI、大数据、基因等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和发展状态是什么样的?

  基因是生命组学的一部分,生命组学包括了基因组、蛋白质组、微生物组、免疫组等。生命组学就是从遗传的角度上了解我们生命本质性的问题。

  第二,健康问题是一定需要大数据的。每个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会导致不同的疾病。如何判断哪些人是高风险人群?哪些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大数据可以给我们提供比较精准的方案。

  第三,为了提高医疗效果、医疗能力,人工智能也会快速进入医学领域。无论从生化生理指标、病源学指标、血性学指标,每个人的疾病症状、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对药物的敏感性和不良反应等,过去主要是靠医生的经验来进行判断,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很多。

  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以开放的胸怀去迎接前沿技术。医学和光学、电子、纳米技术、材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结合,才可以腾飞。没有学科交叉,医学单独走很难走得快,也很难走得远。医学发展的两个特点,便是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

  启阳路4号:关于前沿科技,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对大众的利好,各项技术如何惠及老百姓。但也有另外一个观点认为,比如AI和基因技术等黑科技,已经开始为少数权贵富豪服务。在您看来,未来技术发展会越来越两极分化吗?技术对大众是更普惠还是由少数有钱人专享?

  詹启敏:任何一个新技术出来,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X光,七十年代出现的CT、八十年代出现的核磁,在当时都属于高精尖技术,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在今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医疗技术。

  科研成果从神坛上走下,变成一个适宜技术,是有个过程的。高新技术出来刚开始的费用是比较昂贵的,这个昂贵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因为这是通过科学研究出来的,我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产权。

  这个过程我不担心,手机最早时是大哥大,质量比今天的手机质量和功能差多了,当时好几万一部;现在一部很好的手机,只需要几百块钱甚至一两千块钱就能买得到,这就是一个高端技术走下了神坛,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专利药在保护期价格比较贵,一旦专利期过了之后,大家就都可以生产,价格就下来了。

  我也不担心少部分人拥有了这种高技术之后会形成垄断,技术几乎是没有垄断的。你发明了之后,一段时间后,别人都可以做得来,尤其在专利期保护结束之后。

  启阳路4号:是的,但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对人的改造,在医疗上跟以往的创新不太一样,可能会造成一些质的改变,进而涉及到伦理问题。

  北京大学医学部有一个工作重点,我们也在国家层面上呼吁,新技术进来以后,无论是基因检测、基因编辑,还是用人工智能作为医疗手段,首先一定要有健全的法律,第二就是伦理上面一定要禁得住考验。

  比如你谈到的基因问题,一旦涉及人的基因,就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伦理和法律法规健全,这对医学的快速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再发达,医疗的基本模式还是医生和病人,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点非常重要。这里边就涉及到医学人文,医学人文在医学发展过程当中是不可忽视的。我跟我们医学生们讲,一个优秀的医者要有两只翅膀,一只是精湛的医疗技术,另外一只就是医学人文,这里边包括法律法规。

  医学是有温度的。医学既是科学,又不仅仅是科学,它也是社会学,也是人学。我希望即使在高科技发展中,在培养医者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医学人文情怀考虑进去。

  标签:科技创新 大数据 老百姓 科研院所 科学家 知识产权 詹启敏 医疗 医学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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